盧匡平
現今世界，特別是歐美國家對生命的觀點越來越傾向個人自由、抉擇和權利，而忽視責任、良知及道德價值。在加拿大我看到「客觀價值」好像已沒有立腳點，凡事都以個人「主觀價值」為由來做抉擇。這種現象為無神主義者我沒話可說，但為有良知、有基督信仰的人實在有著莫大的挑戰。
提倡「安樂死」的人強調，人生活得要有尊嚴、死也要有尊嚴。但怎樣才是有「尊嚴」？尊嚴是從那裡來的？
尊嚴是一個很抽象價值的觀念，人性尊嚴的含意大致是：每個人都是自主、自決的獨立個體，都具體存在並擁有意義的生命；然而自立及自主與尊嚴並沒有必然關係，例如: 一個失去自由的囚犯，仍有其作為人的尊嚴。
現在的問題是「尊嚴」有沒有一個客觀的準則？個體的「自主」、「自決」能否人人適用？小孩，有心理障礙，嚴重智障、精神病患者又如何？當凶殺案發生後，很多時候都要調查凶手是否有心理或精神問題，若有這方面的因素影響他的行為，一般都不會控訴其犯謀殺罪行，因為從法律角度來說，凶手並不是完全掌握其「自主及自決」的能力，這就顯出「自主」與「自決」在某些情況、場合並不適用；那麼，另一個的客觀準則就是：當事人具體生存在世且過著有意義的生命。
如何界定有意義的生命？難道貢獻是量度生命意義的標準？ 又誰去衡量「貢獻」？誰能說罪犯、智障者、病弱者沒有貢獻？沒有罪犯，犯罪心理學從那裡而來？懲教署的工作又怎能出現？同樣，智障者與病弱者也有他們的貢獻，只是現代人多以經濟角度來衡量人的貢獻，而忽視了一些能平衡社會及個體的客觀價值。
其實，人的「生命」本身就有著其價值，「尊嚴」與「生命」有如孖生兄弟、這是與生俱來，有著客觀(普世性)的價值，就如「互相依靠」、「平等」這類價值觀念一樣。人幾時生存在世，就有他的尊嚴存在，而非基於「自主」與「自決」，更不是按有沒有「過著有意義」或「有貢獻」來衡量是否有尊嚴。
中國人說：「身體髪膚，受之父母」，就是要我們好好愛護身體，父母幾經艱苦，將新生命養育成人，我們要珍惜、保護生命，以表對父母孝愛及感恩之心；不應因為生命遇到病苦的困擾，便要求醫護人員協助，了結生命？一個不尊重生命的人，尊嚴也隨之而失掉。
也許今日的社會物資過剩，人類過於強調自我、享樂，前者讓人忘記了壞了要修理，卻以「棄舊換新」來替代修復；本來醫護人員、醫療設施是用於修補病人的健康、保護生命，現在卻用於毀滅生命。同樣，當親人遇上長期病苦，作子女的可能漸漸生起厭煩之心，在這情況下，病者當然感到失去尊嚴，因他好像被子女宣佈他的生命不再有生存的價值。
中文的「安樂死」，本身不是壞事，就是死得安祥(善終)，有如一些人在睡眠中離世一樣；可惜，今日的「安樂死」已被濫用，以借助外在的方法去結束生命，稍有良知的，都知道這不是「安樂死」。知恩的人都了解這是對不起父母、先人的做法。
多倫多教區總主教His Eminence, Cardinal Thomas Collins稱安樂死根本是政府的「謀殺行為」。他指出：「醫療應該是給予病患協助，讓他們能安詳地回歸自然，不是加速死亡。如果人們分不清楚這兩者的差別，生命的神聖性也不復存在。」
實在，「安樂死」是現代人的文明包裝，以「尊嚴、自決」向那些在病痛中不想活、或沒有價值而繼續活下去的人來推銷「盡早結束生命。」一些長期受虐的長者、罹患重病的患者，很容易就成為被家庭與社會遺棄的一群，以有權選擇棄世來了結生命。
作為一個基督徒，我更要說：生命是宇宙主宰的恩賜，人沒有權力結束自己及他人的生命。基督被人誣告、侮辱、除去衣物、與罪犯一起釘在十字架上，他對痛苦和死亡的表現是怎樣呢？值得這年代在美化「安樂死」文化下生活的人深入反思！
申命紀曾這樣說：
『現在你們應認清，只有我是「那一位」，除我以外沒有別的神；我使人死，也使人活；我擊傷人，也加以治療，誰也不能由我手中救出。』(申32：39)
人豈能取代上主的權力，決定自己或他人的生死？
當人在生命路途上遭到病苦時，難道可以隨意自尋短見？如果你的子女患重病，他向你說：「我已經沒有樂趣生活下去，想了斷自己。」你會有何感想？